我在新加坡居住的后期，搬过两次家，找的都是同一个搬家小组。

 

之所以说他们是搬家小组，是因为他们就是两三个人的游击队。在当地中国留学生的网站上登些免费广告，然后靠口碑，靠着格外低廉的收费，做些中国人社群生意。

 

我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就是因为一个留学生的介绍。

 

搬家小组的老板赵先生来自东北，最近几年来，东北人似乎开始出现在中国各地，然后也到了东南亚。赵先生只有一个搭档，好在因为客户多半都是行装简单，没有什么钢琴冰箱这样的大物件，或许这样他们才能够收取中国国内一样的费用吧。

 

赵先生在某种角度上，与我在其他国家碰到的中国新移民有些相似。他也不怎么懂英语，一边开车，一边不时停下来看地图。这时我才发现，他看地图的方法是一个个地对英文字母，而不是整个单词。不留神就错过了一个路口，我也不好说什么，人家收费低廉当然也不好苛责。

 

看着他的同伴折叠起支离破碎靠胶片粘在一起的地图，我不觉有点心酸，但是同时对他们又生出许多佩服。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新加坡，独立从事这样不缴税的工作。新加坡有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国移民社区，从赵先生的情况来看，这个社群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经济圈，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

 

那是一辆旧两厢货车，他和他的助手，以及我，三个人正好在驾驶室坐满。一上车，我就顺手系上了安全带，赵先生斜看了我一眼，低声咕哝着说，胆小鬼。

 

我假设这是他对我这种四体不勤朝九晚五的办公室一族的某种不满。所以也没有做声。但是车子开动很久，我发现他还没有系上安全带的意思，就忍不住提醒他说，请系上安全带吧。

 

他很有点豪情地说，没事，这里的警察不管这个。

 

我很想说，如果真的被警察查到，耽误的可是我的时间。但是忍了一忍，就没做声了。

 

过了一会，他主动找我聊天，说起在这里的生活。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九龙会提供免费英文培训班，他不妨去参加，然后注册一个搬家公司，建一个客户档案，慢慢地运作，只要有计划有恒心，在新加坡这个劳动力不足但法律健全的英语社会，也能够有一个事业。

 

没想到，这话题刺激到了他，他立刻开始骂骂咧咧说新加坡人如何不好，中文多么烂，新加坡社会如何闷，他一旦赚多一些钱就立刻回东北去。

 

最后一次搬家，我还是找到他，我的行李又精简了许多，他的助手也换了一个，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据说帮我搬这一趟，这个学生收到相当于人民币六十元的分成。

 

后来我回了北京，因此也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在新加坡是否已经回来了呢？

 

我同时还碰到一个从吉林石化到新加坡造船厂做焊工的小伙子。他的太太通过中介也一起到了新加坡工作，把半岁的孩子放在家乡。他们伪造文书说是没有结婚，因为职业中介告诉他们说，新加坡劳工市场喜欢招收单身人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假被发现，她的太太刚刚工作两个月就被取消了签证，只好去上海投奔亲戚，---因为觉得没有面子回东北见朋友。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帮这个小伙子给移民局打过很多次询问电话。就因为发现这个过程对很多中国工人来说太过复杂，我还报名去一个外来工人热线的中文部做义工。

 

其实小伙子的工种是新加坡非常紧缺的，本地人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只有中国庞大的国有工厂体系，训练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种。他的太太做幼儿园看护，照顾低龄儿童，也是紧缺的工作。

 

我之所以想起这一对东北夫妇和赵先生，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因为在一个没有尊重权利意识的国家里成长，又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没有受到英语文化的启蒙，他们对国家体系的认识和思考，还固定地坚持着中国模式。总以为会有变通灵活的地方，总以为社会提供的机会是恩赐，需要钻小空子才能够获得。

 

中国的劳动力很丰富，富裕国家所缺乏的任何工种，中国都有富余。要做的只是培训，介绍正常国家里的游戏规则，让人们先做好语言和技能的准备，堂堂正正地出国去工作，去寻找其他的机会。

 

当他们最终归来的时候，如果学会了向社会和政府讨要权利，那种收获，说不准才是真正的财富。

 

数不清的狮子。七七事变。

 

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地名。读过中学一年级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我曾经留恋在宛平城墙上，看着下方古意盎然的小城，感叹这个还没有被大规模游人发现的完整古城，充满着宁静的中国传统风貌。

 

但是当我们一行人在那个春天登上宛平城墙的时候，我们全都呆住了。一行人中，有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的长者，有到处游荡归来的学子，也有来自内陆县城的淳朴乡亲。但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甚至都有些不寒而栗。

 

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宛平县城，是一个民族审美情趣和公共意识的耻辱。

 

这本来可以是和平遥、丽江一样重要的文物古迹，中国残留的几个完整的县城，是民族文化的无价之宝。

 

但是几年不见，在宛平城内，所有的居民区，都把院子和道路密密麻麻地盖上了房子，是那样不顾光线不顾方位不顾过道，见缝插针修起来的房屋，这个不久之前还有很多独立四合院的古色古香的县城，从城墙上往下看过去，所有的屋顶都连接起来了，宛如一个大操场。

 

或者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日后拆迁补差，才这样占领每一寸可以占领的空地。但是家家都要白天开灯居住的房子，四面漆黑窗户都没有必要存在的房子，实在是反射出贫瘠的审美以及对空间和生存环境暴力的侵害。

 

我忍不住想说，如果当年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战争，日本获得了胜利，中国或许是另外一个面貌。至少宛平县城，或者还能够保留住一个古老时代的风貌，而不是这样暴殄天物。

 

是这样的无力和愤怒，我才甘愿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渴望殖民者的知音与赏识。如果爱国青年要抨击我这样因为愤怒而发表的言论，我建议他们先去批评一下著名导演陈凯歌，而不是拿我开刀。

 

陈凯歌的两部重要电影作品，都有类似的情绪流淌。

 

《霸王别姬》里，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不顾别人的反对，去给日本军官唱堂会，要说他真的是一点政治敏感也没有，其实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日本的军队杀进北京，是傻瓜也知道那是武装侵略，但是沉醉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程蝶衣，还是去了，当然，这里面也有被胁迫的成分。但是等到堂会归来，面对自己搭档段小楼的愤怒责备，他软弱的辩解里却有一股坚定的声音：至少那些日本人，懂戏，尊重戏。

 

如果把这个信念，用在宛平县城这样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话，按照日本人尊重古迹的传统，或者他们真的会有不同的文物保育政策，而不是象宛平居民一样，像水银泻地，尽最大可能占有每一寸可以占有的空间。

 

一个屋顶之间没有缝隙上可以漫步走遍的城市啊。

 

对于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来说，爱中国文化越是深厚，可能越发希望能够有一种外来的强大力量，在历史的某个瞬间或者时刻，能够帮助留下我们文化中深厚和美好的事物。即使这样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思，说出来，听上去，总不是那么悦耳。

 

陈凯歌的同样的情绪，其实也能够在《梅兰芳》里读到。电影里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日本文化间谍，在导演赋予的角色里，他虽然是一个间谍，有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使命，但是他是真心地欣赏京剧，崇拜梅兰芳，珍惜梅兰芳。无论是什么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电影里的这个日本人，和梅兰芳的良师益友齐如山一样，都被塑造成梅兰芳的真正知音。

 

陈凯歌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有几次就透露心声说，他觉得他长大的那个老北京早已经死掉。

 

他的痛心，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可以通过电影婉转地传达出来。那是文化焦虑，不是民族大义，是一个文化子民，对自己文化传承的一种无力。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即使是民族敌人，只要他是个知音，也不失为心灵的一个慰藉。

 

2009年春，听说宛平县城即将展开大规模拆迁，城内居民将被疏散转移出去，地铁也将通到这一带。

我今天跟编辑说着说着就肝火旺盛。其实是我的思路问题，我已经习惯了美国式的评论文章，写不出高屋建瓴的政论文章。就算是些评论，也一定要围绕着例子来写，包括要有直接引语。也许是我驾驭不了新华社九评十评法国轮子功这样概念先行的文章。总之，我的沟通方式是有点问题。我应该跟他好好说说我的思路，而不是要他的FEEDBACK，还要求是CONSTRUCTUIVE SUGGESTIONS....

哎，我这更年期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我要买太太口服液，我要静心！静心！

 

 

 

 

 

 

 

 

东非。肯尼亚。

 

我对这里的景色有些失望，没有我想象中宏伟壮观，反而相当的一马平川。公路也都不错，人民的日子看上去也不是那么贫苦。当然，人们说，肯尼亚是整个黑非洲里，除了南非之外第二繁荣的国家。

 

我在这里旅行了三个星期，在肯尼亚的旅行，很容易让人体会到中国多年来对亚非拉贫穷国家援助在当地的影响。一来当地人性格热情友好，二来中国和欧洲相比没有那么多历史纠缠，立场和利益肯定要超脱一些。

 

我在当地的朋友CHACHA跟我说，他们本地人都知道，中国来的支援队是不一样的。他们常常惊奇于中国施工队伍的纪律性。用他们的话说，意大利的工程队走到哪里，就一路上留下“意大利小朋友”，工期长，而且艰苦工程还不接。而中国工程队来去都没有这些烦恼，无论多么艰难的工程，都能完成得又快又好。

 

在埃格顿大学（Egerton University）， 我们拜访了一群中国援助肯尼亚的教师。已经忘记怎么碰到他们的，大概是当地人中，有人热情地介绍我们去认识了远离家乡的这些中国人。他们都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热情地招待我们吃饭。其中有位张教授，都已经五十开外了。他们辅导的当地老师，也有一位到过南京。

 

张教授说，援外人员的艰辛一言难尽。早年说参加援外建设，至少还能出国看看别的地方，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好一些，这个优点也没有了。再说，援外政策中有很多僵化的地方，比如说不能够携带家眷，确实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而且有中国特色的是，几年不再国内，对一些人的职称房子什么的也都有影响。

他无意中说，他辅导的当地老师，也有到过南京进修的，所以也知道中国的繁华景象。

 

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住的房子，比中国那个时候的多数房子质量还要好，至少空间都很宽敞。不过呢，我也没有说什么，他们大概常常看到各种原因过路的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倾谈的过程就已经足以慰藉异乡人的情怀了。

 

他们倒是说起，中国道路工程队在非洲确实是做了很多工作。非洲有些地方地质情况特殊，很不容易建立高等级的公路，许多国家的工程队都不接铁路公路项目，只有中国工程队才在这里施工。

 

作为援外的一份子，他们显然很自豪中国政府的援外工作。只不过细细琢磨起来，偶尔他们也需要想象中故国的繁华来支撑自己的信心。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援外队伍的严格管理背后，其实说明许多不合人情的做法。 不光是大学老师或者医生们孤身来此生活几年，回去还得承担职称分房福利家庭的损失。就连那些一般劳动工人，也因为一些所谓的纪律，只是来到这个辽阔的大陆做完一个项目罢了。

 

我到有点希望那些工人，也能像意大利人一样，能多多接触非洲本地人，了解一些不同的文化，享受一些人身的自由。--- 一路留下爱的种子就免了罢。

 

在非洲高原碰到他们，并不是我第一次遭遇对外援助这个话题。

 

我有个同班同学Ranga，来自斯里兰卡。他是该国一个重要报纸的资深记者。他去陪读的太太，和我们说起过多次，说是政府总是要求Ranga加入他们，就职外交部门，成为新闻发言人一类的角色。有时说起来她都眼泪汪汪，因为斯里兰卡政府的高官，都是反对派游击队塔米尔老虎组织的暗杀目标。学习结束回去，后来听说Ranga最终还是加入了政府机构，被派驻到该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当年我和Ranga讨论了很多话题，同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在牛津镇上我们天然就比较亲切。记得在很多话题比如西藏方面，显然他得到的信息和我们的方式不一样。但这无损于我们的各种讨论。有一次，在说起世界关注中国经济的时候，我强调说，中国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然后，Ranga 就说，那为什么中国还援助别的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呢？

 

这个问题真的把我问住了。Ranga告诉我说，中国帮助斯里兰卡建设了体育场等设施。

 

作为一个被政府盯上要做外交工作的记者，Ranga的提问想必很代表了一些斯里兰卡人的想法。当我没有答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脸上发烧，好像中国援建这些设施，真的是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拉拢印度的这个亲密邻居实现外交平衡。

 

我们的援助外国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它的理念是什么，如何运作，限度多大，目标或者目的是什么？这不涉及到外交机密，其实是解释基本的国家管理理念，应该是一个道义上的出发点，是一个国家人民多半都能认同的理念。从前我们说是志愿亚非拉的贫苦兄弟，但是时代变换，不能再用中国传统式的兄弟国家情分来笼统盖过去，应当给国民清晰的解释和说明。所谓政务透明，也就是要每件事都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符合人民的利益或者做人的基本同情心，人民并不吝啬，他们期望的只是清楚明白。

 

后来，我两次去到柬埔寨吴哥窟，那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壮美的结晶。在留恋于各个大小庙宇遗址之间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周公庙。我惊奇地发现，这座小庙维护，是中国政府资助的。

 

虽然这份努力，比起英国法国几十年来在当地文物保护中投入的资金要少太多，但是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无论中国国内有多少古迹亟待保护，我不能够否认我看到中国政府这样做法时候的骄傲感。

 

当我站在周公庙前，看到这小小的遗址上挂着中国援建介绍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相信，多数中国人可能都会同意，能够参与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这样的外汇花的值得。

 

孟买。泰姬陵酒店。

 

这是印度人自己的豪华酒店品牌，已经在全世界好几个国家开设了连锁店。

 

泰姬陵酒店属于TAJ集团，他们的豪华酒店遍布印度，都有浓烈的印度情调和良好的服务。在孟买的在乌戴普尔省，他们把历史建筑湖上宫殿改良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几家奢华酒店之一。更令人惊叹的是，TAJ酒店集团已经在伦敦，悉尼等城市立足，在高档酒店竞争激烈的这些城市独树一帜。无论印度境内还是境外，和国际品牌比如喜达屋等竞争，丝毫不落下风，同时也不靠价格取胜。

 

除了TAJ酒店之外，印度还有一个私营的豪华酒店连锁集团叫Oberoi，也是很印度风格，并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埃及，沙特，印尼等地有了酒店。

 

我常常觉得，能否开办和管理豪华酒店，是一个国家管理能力和生活方式高低的重要体现。不错，印度是有很多贫穷的人民，但是他们的社会还是有美感的，这种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就反映在他们能够以印度传统生活美感，建设这样的酒店，让人体会到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能够有现代化的元素，也能够和谐地建设在一起。

 

进一步来说，现在时髦说软实力，其实，在本民族生活方式领域，建立自己的豪华酒店品牌，肯定本土风格的现代适应性，这就是软实力的一种表现。

 

让我生出很多感慨的就是孟买和新德里的泰姬陵酒店。孟买泰姬陵酒店建于1903年，按照当年英国殖民者的说法，是远东第一座真正的酒店。它的建筑是典型的欧洲印度合璧，是印度众多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发生地。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些酒店，比如北京饭店。它同样是一座很有历史记忆的酒店，始建于1900年。几度迁建，今日楼群的核心部分是1917年修建的民国中西合璧经典建筑，见证了当年北京很多年的历史事件，萧伯纳，泰戈尔，孙中山都曾在此下榻，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宴席也是在这里举办。而解放后扩建的高楼部分，是有那个时代印迹的苏联式样，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北京接待外国宾客的最主要酒店。而后来由香港财团修建的贵宾楼酒店，是港资进入内地的标杆建筑，虽然据说是单独管理，但是这几个部分的楼房都是相通的，因而坐拥紫禁城和王府井风光。

 

中国还有哪座酒店有这样的传奇呢？从大清帝国到苏联风格到改革开放坐标，这个酒店既有历史典故，也有现代故事，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写照，这样有历史感又有文物感的酒店，天然就具备打造成有高档品牌的潜质啊。

 

这样有历史的一些酒店，还有许多。比如说西湖边的刘庄，比如说今天天津的凯悦，比如说广州的花园酒店。他们都跟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相连，要么是政府的高级接待处，记录了时代进程，要么是国营的重要对外窗口。他们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国有企业当年在空间和设计上的大方，也都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

 

但是他们都是一盘散沙。既没有品牌扩展能力，也没有销售网络，和我们的出口加工业情形非常类似。

 

于是，他们在全球化浪潮面前，也就没有印度酒店业的那种抵抗力。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让给外资酒店集团管理，所以天津外形最有中国风的国营酒店变成了凯悦，北京饭店变成了莱佛士，王府饭店变成了半岛。

 

在多年的平等越穷越光荣的教条影响下，我们的社会失去了生活方式的等级，都已经忘却了本民族传统里的有美感的奢华方式是什么样子。这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等到我们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消费和生活还是有等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方向，全靠国际品牌来告诉我们理想的生活状态。在一个靠红灯笼和假古董来装点东方情调的社会，依托历史和文化来树立尊贵感，是闻所未闻的品牌建设方法。

 

在青岛城区的海滨，有一座从前是国营的重要酒店，当地的很多当代历史都和它相关，看海的房间都带着阳台，在历史建筑群的核心地带，有最好的看海视角。这样有历史的酒店，却颇为衰败，管理得颇为糟糕。因为某个原因，我见到它的管理层，他不无自得的说，这个酒店已经是私营酒店了。

 

下一步的出路，就是卖给外资酒店来管理。

 

这也仿佛是中国众多企业前仆后继的道路。

 

 

2009年春，我在开封想起了巴黎遇到的犹太人Frederic Vicy。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我正在巴黎北站的站台上等火车回学校。列车晚点了，但站台广播我没有怎么听明白。

 

这时就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在枫丹白露那所学校念书的中国学生吗？刚才广播说这趟车改到另外一个月台了。

 

于是我就跟着他走过去，一起上了火车，也顺理成章地坐到了一起。Frederic家住在枫丹白露，每天坐火车上下班。他自己在巴黎某个城区的犹太人社群中心，从事社区服务。

 

他到过中国，去过开封很多次，研究那里的犹太人历史。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开封还有犹太人，兴奋地问了他很多问题，然后约定有机会去他们犹太人中心看看，多了解一些情况。

 

一个星期之后，我搬到巴黎过暑假。我立刻联系到他，约好了一个下午，去到他们的社区中心。我已经不记得当初的路线了，只是隐约还记得那是一条小坡的小街，附近有很多零售店，像巴黎的多数街道一样，充满了生活的琐碎细节：面包房，新鲜蔬菜店，衣服店，咖啡馆，书店，地铁站。

 

但是他们的犹太人服务中心却有一个巨大的门，保安非常森严。进去还得接受X光安全检查，这项措施在当年可是非常少见。Frederic人很友好，他告诉我说，找出一些资料，告诉我说他去过开封几次，甚至还协助过一个开封小伙子去以色列念书。

 

我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叫SHI LEI，现在已经回到了开封，在开封提供当地犹太人社区服务。

                                                    

我跟开封就是从那时候起结下了缘分。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开封市一个属于过去的城市。但是犹太人的繁衍生息，是活的历史，无疑比清明上河图更能证明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和多元。

 

我以为这样重要的一个事件，对于这个旅游城市来说，应该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然而到了开封，四处打听，结果却问道于盲。

 

开封旅游地图里倒还标注着犹太人遗址。我按图索骥在老城里找了很久，可惜都没有人知道。或者我应该多问一些年轻人，但是午后的巷子里，只有老人们在打麻将扑克，老太太们在拉家常。

 

我找到了一个路口，看到有很多电动三轮车在等生意。小城市里都还有这种简便的出租车，让很多人多了谋生的手段。在两个五十多岁的车夫之间，我选择了年纪更大的一位，或者说，头发更白的一位。他跟其他司机打听了一番之后，然后告诉我，他知道路线了，愿意花四元钱带我去到那里。

 

结果呢，他在胡同里左冲右突，还停下来问了好几次路，最后，不得不告诉我说，他不知道我说的犹太人遗址在哪里。

 

我不死心，到处打探不得要领之后，最终选择了一个人力三轮车夫，让他带着我慢慢寻找。他是那样瘦小，起初我并不是很愿意乘坐他的车。但是他一路追赶，最终还是说服了我。

 

上了车才知道，他的车非常老旧，链条吱吱呀呀地乱响。他在前面费劲地蹬着车，一边大声地堆我讲解着两边的风物，说这样的人力车之旅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开封乐趣。

 

但我犹豫着是否要下车，因为看他蹬车的样子非常吃力。结果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女同行踩着同样笨重的三轮车迎面过来，赶忙指给我看说，没事！你看，你看，还有女车夫。

 

是的，我看到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女车夫，她的脸庞被初春的冷风吹成两坨红。但她的神情是果敢而镇定的，否则也无法在车河里面左冲右突。

 

这让我想起BBC驻印度资深记者MARK TULLY的一本书。他在印度居住几十年，对印度爱之深切。他写道，印度的企业界志得意满地说，印度的企业已经能够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国际经济新力量。每次听到类似“印度崛起”这样言论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地想问一下这些企业家，印度有千百万辆人力三轮车，但国家独立五十多年了，三轮车还是从前那种样式，用的一样还是那样笨重的材质，为什么要让社会最底层的三轮车夫，继续这么多年的辛苦？今天的技术，已经很容易很够生产出轻便省力的三轮车，为什么企业界对这样巨大的市场和需要视而不见，反而沾沾自喜于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和产品服务外国？

 

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地图上标注的犹太人遗址。倒是看到人民谋生很是艰难，满街都是小摊贩。

 

我想起当年十一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城，也是中华文化最为璀璨时代的宋都开封。万国商旅云集，犹太人也因此来到了开封。作为开封当年国际化的辉煌见证，犹太族群从当年延续下来，虽然还有袅袅香烟，但终究成为朱雀桥边的野草闲花。

 

历史也好，见证人也好，辉煌总是留在历史书里；而人民的细微欢乐，整个社会体制能够为人民着想，从三轮车的材料和工艺，到犹太人纪念遗址的指路牌，关注到这样的琐碎步骤，才能展示让民众过上当下幸福日子的决心，而不只是为了流芳千古。

 

慎言盛世。

 

两个月前买了一本书送人，冯仑的《野蛮生长》，里头有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还是颇为有视角的。非如此不足以成比较大的事业。

 

书内有一个观点，一个人一生的关系网就是10，30，60。 怎么说呢，大意就是：一个人最亲近的朋友不会超过十个，只有这几个人，你有勇气开口借钱。（胡氏脂砚斋评曰：有时借个媳妇儿又怎样？）

 

而30个人就是指你常常联络的人。用最宽泛的定义，一个人常用、常见的人（注意：不一定是朋友！）不会超过60个。所以呢，交朋友不用那么多。

 

我想了一下，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结论。比如说，我最近很想感谢在过去的半年里给了我诸多鼓励支持的朋友们，仔细算了一算，也就是十来个人罢，多半也就是我的斯贝斯的读者诸君。感谢大家、中央电视台和挨骂体位MTV。我对你们的感激简直罄竹难书。 

 

屈指可数呀，所以更加弥足珍贵。感谢小师妹、布里斯托女、郭大叔、杨JQ在不同的时段发起的寻人启示，我并不擅长玩失踪，我只是手机电池比较不先进。

 

也感谢其他各位在不同的时段推荐来的就业信息，以及直接和非直接的心理建设。

 

两月前写了一批文章，是我人生的一些记录，我会陆续把初稿发在这里，好让你们了解我的一些往事。

 

读到此刻的你，就是我的十分之一。

 

今天，费王清，沉鱼落雁，色艺俱佳，在欺骗全国股民的繁忙工作当中，拨冗和我在后海喝了一杯，我简直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老早说要筹备一个大爬梯，庆祝我重新回到企事业单位，结果今天只能小范围地和一个帅哥，两个小帅哥们共度良宵，啊，雄性荷尔蒙浓度太高了，急需稀释！急需中和！

 

湖畔倒是貌似有许多待售的雌性激素分泌者，估计跟黑社会有很亲密的联络，把后海的灯红酒绿之外，添加了许多冶艳气氛。

 

费王清一如既往的给浓妆艳抹的酒吧区涂抹上一层文化人的面膜，跟我们大谈特谈诗歌小说文艺。全然不顾同座的两个小伙子需要的是莺歌燕语。自从有了他，后海地区的文化指数顿时提升三个百分点。

 

当然，自从有了沉鱼落雁和色艺俱佳，本区域谈话内容的财富参数更飙升超过2800点。

 

所以，列位看官，这是晚上十点的后海湖边，游人如织，几乎就是摩肩接踵，我向费王清小伙子感叹说，这年头，人们都把星期三过成了周末。

他回答说，夏天来了，人们都春心荡漾了。

 

我们俨然都成了反季节蔬菜。

 

在不属于我的时代里偶尔放歌。

人大副委员长，北师大校长许嘉璐在这一期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非常有逻辑性的高论：

 

-- 将来国家在基础教育上，应该投入最主要的资金。

南方周末：你在论坛上提到，2011年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将达到GDP的4%，这是否能解决刚才的问题？

许嘉璐：4%是一个近期目标，到2030年，达到6%都有可能。目前，全球最高是美国，5.5%。但美国政府不搞西气东送、三峡大坝、青藏铁路。他养军队，打伊拉克；养外交官，五角大楼，议会；他一寸公路都不用修。所以，中国政府比美国的负担重得多。

这样就能够推断出来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负担轻，所以有钱投入到教育中？同一篇文章的言论都是类似风格。书面访谈，被访者可以审稿的，怎么就这样登出来了？

八成是想寒碜他。

 

 

话说我昨天上午十二点钟，站在某个巨大建筑物门口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的手机不见了。

我立刻怀疑和我一起坐长途汽车的女郎，她好端端的突然换位子到我旁边坐下。颠簸的路途当中，我的胳膊也不是没有碰触过她的胳膊的。。。。

然后我怀疑是不是随后我掉到出租车上了。

然后就是另外一辆车上的两少年，游手好闲。

 

总之，手机不见了。我立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熟人，到了稍晚的时候我坐上火车，有几个小时和我的书包是分开的。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人把我的书包偷走，

我就身无分文！

只好讨一支粉笔，蹲在马路边上写几行字。。。

 

戏剧化的效果最后出现了，但是不是这样的悲剧。

今天下午六点，也就是十八个小时后，

我回到百里之外的北京补办妥了新的手机芯片。

然后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说，找杨志国！

原来他昨天接到了一个杨志国从我丢失的手机上拨出去的电话。。。

来电显示功能真好！

 

所以我也有了杨志国的朋友的电话了！

 

我决定写点好玩的事情来调剂一下。这是在火车上看来的：

 

-- 哪两种蔬菜有手机呢？

---萝卜和白菜。

我今天做了一件大蠢事。类似程度的蠢事在我不算短暂的一生里已经发生过多次，而且每件事都隔了许多年，像牛胃里的草，隔三差五就反刍一下，让我恨不得地上裂开一条缝，立刻逃之夭夭，再也看不见那么愚蠢的自己。--- 所以我预计这些腐烂的草里头，今天又添上了新的一叶。

 

怎么说呢，我居然跑到一家公司里亲自跟他们老板说，。。。。

 

我真是找抽找到了极致。什么也无法弥补我的BITTER FEELING。我决定默哀一个小时。